【非虚构征文】爱情没那么复杂“钻石婚”老人讲述相濡以沫60年!

发布日期:2019-08-14 11:2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

  原标题:【非虚构征文】爱情没那么复杂,“钻石婚”老人讲述相濡以沫60年!

  老伴阎家勤和我同岁,都是1936年出生的。我是广东兴宁市的,客家人。她是湖南长沙人。

  1952年,全国解放以后第一次统一招生。我本来在中学时代的爱好不是学医,而是想搞文艺,以后考读艺术院校。可是后来的志愿,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标准的。我被录取到东北鞍山的一个医校,校徽上面有几个字“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”,我们学校属于重工业系统。

  当时学校派了两个带队老师,到我中学的校园里面接我。那天吃完饭,我们就出发了。我没有什么行李,只带上自己穿的衣服。我们一路北上,花费都是公家的,三四天就到了鞍山。那时是9月份,还不算冷。

  我们是第五期学生,也是南方去的第一批学生,在东北地区很稀奇。一到那里我很不习惯,因为我在广东都是经常光脚,不穿鞋。学校基本上是全公费制度,我们吃的全部学校负责,棉帽、棉衣、衬衣、棉裤、棉鞋、被子都是发的。一个月还给每人发两块钱买牙膏牙刷,牙膏两毛钱一支。生活方面,学校照顾南方同学,每周给我们吃两次大米饭。平时都是吃高粱米、粗面馒头、小米粥。那里的吃饭习惯和我们在南方不一样,就是搞一大锅炖菜,里面放莲花白菜、木耳、冬菇、粉条、几块肥肉、一点鸡蛋花。一个碗装菜,一个碗放两个馒头,一边吃,一边喝。吃高粱米饭的时候,豆腐就是菜,连渣一起煮的或炒的,基本上没有肉。一礼拜能吃上一次肉,基本上生活比较艰苦。不过我们原来在家也比较穷,能吃饱饭就可以了。

  我们第五期的同学分两个班,一共有一百三十多人,来自两个省:广东和湖南。广东的都是来自兴宁和大埔。因为我们都比较穷,春节就不回家,暑假也不回家。我们在学校过年挺热闹的,同学们自己们包饺子,吃完就一起玩,跳舞,搞管弦乐队,吹啊拉啊都有。

  学校一个礼拜有一次舞会,我们自己组织。我就是学校管弦乐队的成员,小号、中号、大号、单簧管、手风琴都会一点,是我自学的。不过我在乐队里的角色主要是打鼓,节奏就是蹦擦擦、蹦擦擦。我不会跳舞,就看着同学们跳。到了冬天,我们有一项娱乐就是溜冰。在篮球场,把自来水放进去就结冰了,然后就溜冰。因为我们过年过节都不回来,就呆在那里足足三年。学校生活丰富多彩,同学之间感情逐步加深。

  我们班里划分了五个组,我呆过一组、五组,最后呆到三组,她就是组长。组里有十三个人,有三个女同学,她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是属于她管的。

  我们当时学习特别紧张,学习的内容比较多,总觉得时间不够,特别到期末考试的时候,基本上晚上都不睡觉,连夜读书。我们都比较自觉,接触的是全新的医学知识范畴,用的教材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。有些是苏联专家编写的。

  我们在学校几年没有谈恋爱的,学习太紧张,都无暇顾及。我和她彼此都有好感。她比较爱学,正派,成绩好,做事比较负责,字写得好,文静。

  鞍山是钢都,我们在那里的三年,看到了苏联援建的鞍钢三大工程投产。鞍山当时有全国最大的一所医院,有2000多张病床,是小日本留下的,条件很好,我们实习就到那里比较方便。实习的时候我和她不在一个小组,但是在一个大组。实习的时候分科室,这两三个礼拜在内科,然后就到外科或妇产科,这样子交叉和轮流。

  1955年,毕业填志愿的时候,我们都填的是“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、到边疆去,服从国家分配。”我们都是自发的,没有上面的什么压力,就被分到全国重工业系统,都是中央直属企业。

  当时云南是勘探重点,我们被分到昆明冶金地质勘探公司。报到以后,我们搞清楚了各自的工作地点,并不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被分到位于东川的301勘探队的汤丹分队卫生所,距离职工医院比较近,走路大概两个小时就到了。她被分到易门的303勘探队。那里全都是大山,见不到一块平地。要是有个500平米的平地就很不简单了。走路要先到山沟里,再爬到山顶上。看到对面的山,要爬过去,就得两三个小时。

  我们俩一个在滇东,一个在滇西,相隔几百公里,不容易见面,从我所在的总队到她所在的分队,有八九十里路程。走二三十里路都见不到一户人家,翻过一个大山梁,只能慢慢地爬,爬上最顶端,下去以后就到她那里了。

  但是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变淡薄,只会越发深厚。我们基本是通过书信来往,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思念、牵挂,增进互相的了解。每次想到对方在生活上工作上的艰苦和不易,互相不能帮忙,照顾不到,会觉得内疚和抱歉,就互相鼓励,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。我们相信,总有一天两个人会在一起。

  到了1956年4月,昆明军区要招考空军飞行员,我报名就被选中了。当时东川301队录取了3名,是推荐选拔的。到了昆明,编成一个学生大队。可是体检时,我的右眼视力才0.9,就没考上,所以我打算回去。但部队当时也很缺乏医生,很少有从正规院校毕业的人才,他们说部队需要专业人才,希望我留下来,一边让我考虑,一边给我分配工作,安排我筹备兵种宣传,包括写解说词,搞流程。我就住在昆明军区后勤部后面的一个小楼里。

  五六个月以后,我向昆明军区后勤部干部处提出想要回去。干部处就跟我讲,说你可以选择两个志愿,一个到昆明军区血液研究所,就是研究药剂的。第二,到昆明军区总医院,搞临床工作。

  由于她出身不好,以前是地主家庭,又是“残渣遗留”,所以绝对不可能到部队系统来工作,那么我就想,勘探队在艰苦的地方搞国家边疆建设也非常需要人。考虑到她的情况,我要求回原单位。本来,勘探队每月来两次函要部队放我回去。这样的情况下,部队同意了。

  为了能够和她在一起,我就想利用这次回去的机会调到她那里,因为我那个勘探队和她那个队的上级都是昆明冶金地质勘探公司,我就到昆明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去说明情况。干部科的人比较通情达理,给我写了一封调令。我就装着这封调令,回到东川。我在东川有9个同学。有的分在普查队,有的在建筑安装队,因为那时候大规模搞基础建设,他们七手八脚地帮我把六七箱书还有行李搞上车进行托运,然后坐长途汽车。从我那里到昆明有三百多公里要两天,到她那里有一百五十公里还要一天。路不好走,破破烂烂的,中途在一个叫牛街的地方住一宿。

  自从在昆明被分配工作以后,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。勘探分队只有一个医生,怎么走得了呢?路途那么远,要走三四天。两个人联系只能能靠写信抒发自己的感情,一方面是对工作的应该付出,青春就是为了奉献嘛,国家培养了我们,我们上学没有自己出钱,所以工作和生活再艰苦也没有怨言,从来没有私心杂念。我们的想法很单纯,认为艰苦是应该的,苦就要自己克服。对她的思念嘛,想到一个女同志在偏远的分队上够呛,我们只有靠书信来往,也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。所幸这一次,我终于到了她们勘探队的职工医院里面工作。

  1957年春节,我们利用假期到昆明玩了两三天,就算结婚了。我们在昆明买了一个很大的牛皮箱,还买了两双象牙筷,一双5块多钱,还买了个像宝剑一样的工艺品,很漂亮,用盒子装着。我们结婚没有家人参加,因为太远了。回到单位上班时,我们拿了一包糖给同事吃。

  我们结婚登记很有意思。她那个单位所在地,三面都是山,中间有一条江,江上有个吊桥。登记那天,我们过了桥,顺着山梁往上爬,政府就在山梁上。当时结婚证上面的字是她写的。工作人员说你们自己写吧。她的字写得很好。那天是1957年1月27日。

  因为她在分队卫生所,我在职工医院本部,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。平时我一个人就住单身宿舍,所以不存在买家具的计划,我们住的房子是很差的,顶上是油毛毡或木板,野外的勘探队就住帐篷。分队住址是固定的,就住木板房,都在饭堂吃饭。每个人每个月七八块钱的伙食费,可以吃得很好,用水用电都不要钱。因为勘探队有柴油发电机,反正采矿也要用电。

  结婚以后,多数都是我去看她,她很少有时间到我那里。因为分队就她一个医生。我在礼拜六和礼拜天就有机会去看她。一般是礼拜五下午提前一点出发,就走路去那里。要走五六个小时,到那里一般就是下午五六点钟。路上见不到人,都是荒山。偶尔,她从队上去看我。

  1958年4月,云南省卫生厅要求各大厂矿抽调医务人员治疗血吸虫病,云南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,大肚子病很严重。我就被抽调走了。我刚走,她就写信来说怀孕了。所以她生我们的大儿子的时候我都不在身边。我那时在“血防”前线的最前沿,治疗了三批病人,一批有三四百人,没有出什么事。

  老二老三出生的时候就好了,都是我亲手接生的。在勘探队的保健站,就她一个医生,不分白天黑夜,几乎没有礼拜天,人们有什么病就找她。当时生产比较落后,挖的坑道比较窄,高的地方大概就是一米五,宽度不到两米,低着头,慢慢弓着腰进去,有时候坑道里头的通风效果不好,往往放了炮,马会免费资料大全,炮烟(炸药爆炸后生成炮烟)密度比较大,就在渣滓下面埋着。人一进去走动,炮烟就散发出来,那是有毒的。人吸进去,干着活就突然倒下来了,叫炮烟中毒。一个电话打来,她就背着保健箱,一个人下到坑道里面,要走一段路程,而且坡比较陡。作为一个女同志,把工人直接背出坑道口,工作比较拼命。

  勘探队的卫生所不分科,什么病人都要治疗。外伤特别多,因为设备条件不好,机械化程度不高,都是人工采矿。她主要搞的是外妇科,就是外科和妇产科合并在一起。有时候正吃着饭就有人来叫,那时候还没有安装电话,她马上丢下饭碗就走,所以她后来吃饭很快,三五分钟就搞定了,也养成了这个习惯。三更半夜也是这样,在床上睡着,外边有人一叫有急诊,要做手术了,她一骨碌爬起来就走了。做手术要两三个小时,复杂的三四个小时都难说。

  不过,她还算幸运,在学校的时候入了共青团。那时候入团比现在入党还麻烦。从参加工作到文革结束,她没有受到任何一次的冲击。三反五反、肃反,反右倾等运动,她表现很好,少讲话,多干事,多干实际工作,就没事。

  1976年,我们调回了广东大林冶炼厂,距离韶关市区有40公里。我们对业务比较熟悉,管的病人没出过什么事。我总是做到心中有数,比如说住院部住了几个重病号,我就考虑他们会出现什么问题,有问题以后应该怎么办。我都想好方案了才能睡得着觉,没有想出来就要翻书查字典,心里面踏实了我才睡觉。就这样,的的确确抢救了不少病号,我就受到重视,担任了院长。

  自从结婚以后,我们没有过分家,没有说这是你的钱那是我的钱。工资拿回来就放在抽屉里,谁要用就拿,我知道她不会乱用。我们两个互相信任,该花的就花。三个小孩吃穿基本都是靠她,我对家里管的比较少。那时她的身体还算好,里里外外她都是一把手。我很感激她,真不容易。当然平时我们之间没有一点摩擦也不可能,会有一些不同意见,比如对小孩的教育,我要求太多,其实她工作很忙,没有太多时间教育小孩。我自己对小孩教育这方面也做得不好,所以我们的小孩没有学到什么文化,刚好那时是,都没有读大学,只是高中毕业。那时的高中毕业,质量也成问题,说是老三届吧还不算,不算吧还沾点边,两个小孩都下过乡,插队。老大在云南,老二在1976年回到广东下乡一年,后来招工才回城。

  她在1991年退休,从参加工作到退休,年年都是先进。我从医41年,搞内科,在1996年退休。我比较好学,基础比较扎实,每年订阅很多专业杂志,有的是苏联临床医学俄文版的。我们学过俄文,中苏关系不好以后,后来我自学了一点英文,就是对照广播。学习俄文,我买了一本哈尔滨俄语专业的三本教材,可以自己看,翻字典查资料,我读起来发音不准。我当时还订了俄文版的真理报,对照着字典就可以读。英语我就只学了专业的英语,查字典可以看杂志和专业书。我订阅的那些杂志很切合实际,就靠这样不断提高业务。

  我们两个一辈子就是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。既然国家培养了我们,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的青春奉献出来,对病人负责,再苦再累都任劳任怨。待遇不好,我们感觉都无所谓。我们对得起国家,对得起党组织的培养,对得起人民,没有白白地虚度年华,心里很坦然,这一生无怨无悔。我们在山区呆了大半辈子,退休了我们就想到城市居住,小儿子在广州,女儿在顺德,我们退休以后,就到了广州定居。现在我们四代同堂。虽然我们两个人退休后的工资不多,但也无所谓,能过得去就行了。

  2016年七夕当天,我们一共有77对金银婚夫妻在广州的白云山上参与了一场七夕金婚银婚盛典活动。她坐上花轿,我站在喜轿旁摇着扇子。2017年双11那天,我们被邀请参加广州市老龄办与广州新闻电台主办的2017“一心一意一生一世金婚银婚”盛典,第一次穿了婚纱和礼服办婚礼。这些活动,让我们非常高兴,满足了我们的一个心愿。

  现在看起来,我们的婚姻和人生经历是很一般的,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在五十年代我们这样的情况很多,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类型。我们之间的感情,没有丝毫动摇过。人生几十年,两个人结合在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,最主要的就是互相要做到“真诚,忠诚,包容”,不能花心,不然就会产生裂痕。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两个人好好地过好每一天,开开心心,相依为命。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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